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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假与善恶之间:虚假诉讼罪法律适用若干基本问题探析

发布人:管理员   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16-01-08 16:22:08

 

摘要:刑法修正案(九)已于2015年11月1日生效,它将虚假诉讼罪纳入犯罪范畴,可以说是中国通过立法保护司法权的重要一步。但法院在司法过程中如何理解虚假诉讼罪的犯罪构成,并如何进行法律适用,至今并无具体的司法解释。本文拟通过描述虚假诉讼的犯罪构成及犯罪界定,提出虚假诉讼罪法律适用中应注意的几个基本问题,供司法界参考。
关键词:虚假诉讼罪 刑法修正案九 犯罪构成 法律适用 犯罪界定
 
虚假诉讼,俗称打假官司。关于虚假诉讼罪的定义,有不同的说法。观点一立足于惩罚犯罪的刑罚目的正当性说,认为虚假诉讼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利用虚假的证据提起民事诉讼,致使法院作出错误的裁判结果的行为。观点二立足于犯罪过程说,认为虚假诉讼罪是指滥用诉权,虚构法律主体、事实和证据提起民事诉讼,致使法院作出错误的裁判结果的行为。最新的“修正案九”则立足于法益保护说,认为虚假诉讼罪是指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应受刑事处罚的行为,强化了对法益的侵犯性和行为人的罪过性描述。笔者认为,这三种观点各有所长,但“修正案九”显然更加符合中国刑法分则对犯罪行为的一贯立法风格,同时也更加简洁明了,因此更加具有可取性。
在“修正案九”之前,我国刑法并未规定虚假诉讼罪,虚假诉讼得以在法律的漏洞和空档当中“为非作歹”。而今,在虚假诉讼的真假与善恶之间,在法律事实与客观真实之间,在罪与非罪之间, “修正案九”毅然选择了真善美,不再放任虚假诉讼的假丑恶。那么问题来了,立法层面所开的先河,司法机关的法律适用如何跟进,恐怕不是水到渠自成这么简单。
一、虚假诉讼罪的构成要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修正案九”)以国家基本法律的形式将虚假诉讼新增为犯罪行为,提升了惩治虚假诉讼行为的力度。
虚假诉讼罪的犯罪构成,是决定虚假诉讼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及促使虚假诉讼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根据,是决定虚假诉讼罪与非罪的界限。
(一)关于犯罪主体的适格性
适格问题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曾引发过激烈的争论,因为其涉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法律权利、义务和责任的承担者。适格性问题将帮助裁判者解决谁是正当的法律主体,或者称为适合的法律主体。日本犯罪心理学者山根清道经过研究认为,高智力者的犯罪中,许多人能抑制冲动和情感的爆发,周密而慎重地完成犯罪行为[1]。虚假诉讼者选择通过司法诉讼这一严格、庄重、谨慎的程序进行作案,并在法官面前极力掩盖事实真相、伪造相关证据损人利己,不能不认为犯罪行为人是高智力犯罪者。
作为犯罪构成上的犯罪主体,虚假诉讼罪的主体要件为复杂主体,既可以是一般主体,也可以是特殊主体。一般主体即自然人,他和作为一般犯罪主体所要求的法定构成要件并无分别;特殊主体即单位或司法工作人员,主要是指以单位名义实施虚假诉讼,构成犯罪的行为单位,或利用手中的职权,共同实施虚假诉讼犯罪行为的司法工作人员。犯罪的主体要件厘清了犯罪构成中“是谁”和“非谁”的问题。
(二)关于犯罪客体的具体内容
虚假诉讼罪的犯罪客体,指向两个方面,一方面指向作为中央事权的司法权的不可侵犯性,另一方面指向他人合法利益的不可侵犯性。这两个社会关系都是各国刑法明确保护的对象。这里所说的司法权的不可侵犯性,主要是指司法秩序的不可扰乱性。这里所说的他人权益的不可侵犯性,主要是指他人正当合法权益的不受非法剥夺性。犯罪的客体要件厘清了“此类罪”与“彼类罪”的问题。
(三)关于行为人的主观意志因素
早期人类学研究表明,社会生活连续不断的协调合作,提高了人类沟通能力,使人们在精确性、灵活性、敏感性、误差范围等方面与其他物种有很大分别[2]。但正是这越来越灵活、精确且不断提升的沟通能力,帮助人们在主观意志方面呈现出越来越多的谎言和虚假,并使之变得越来越像真的一样,以至于在民事诉讼领域也可以如此。
这也正是虚假诉讼罪需要重点判断的内容。虚假诉讼罪的主观方面,主要是指虚假诉讼的意识因素和意志因素,根据我国刑法学理论,任何犯罪都必须包含意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且一般犯罪的意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主要是指故意或过失。笔者认为,在虚假诉讼罪中,犯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从单位和自然人犯本罪方面看,主要是单位或个人对虚假诉讼的行为后果有充分的认识,并从内心期待该犯罪后果实现,实际上其已经预见了虚假诉讼行为将会产生损害他人财物权利、破坏正常的司法秩序的社会危害性,但希望或放纵这种危害后果发生;从司法工作人员犯本罪方面看,主要涉及司法工作人员明知单位或自然人实施了虚假诉讼行为,仍然与他人共同实施虚假诉讼行为,需要指出的是,虚假诉讼罪不要求司法工作人员以谋取非法利益为要件。犯罪的主观方面区分了“有意”或“无意”的问题。
(四)犯罪行为的客观方面
客观,即事实存在。虚假诉讼罪的客观方面是指虚假诉讼犯罪的危害行为、危害结果、时间、地点、手段、犯罪方法等客观存在的事实特征。本罪的客观方面包括三种类型,即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扰乱正常的司法秩序和致使他人财物遭受损失。由于虚假诉讼罪通过民事诉讼这一特殊的途径来实施,因此犯罪的客观方面十分隐蔽,虚假细加甄别。犯罪的客观方面是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从犯罪心理学角度看,虚假诉讼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对违法行为的亚文化的追逐。诚如克罗华德等人所阐述的那样,在一般社会中,在具备了接近不合法手段的可能性时,就会出现违法行为的亚文化的萌芽,(处于不安定的人们)从而学习了犯罪[3]。这也正是为什么一再强调扰乱正常的司法秩序是虚假诉讼罪社会危害性的客观后果。
二、虚假诉讼犯罪的界定
(一)虚假诉讼罪的本质
虚假诉讼罪的本质,是盗用国家司法诉讼程序,滥用诉权侵害他人合法占有财物的正当性。这里所称的滥用民事诉权,主要是指滥用民事起诉权,一般情况下,民事诉讼原告可以根据客观事实和证据,以及法律赋予的诉权,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启动司法救济程序解决矛盾纠纷。但虚假诉讼罪的犯罪行为人则根据虚假的事实和证据,滥用起诉权,企图通过民事诉讼程序非法占有他人财物。
这里所称的他人合法占有财物的正当性,是指在公权力部门认定为非法之前,自然推定该财物为占有人合法所有;这里所称的侵害,是指通过民事诉讼程序的合法形式掩盖、达成占有他人财物的非法目的。
(二)犯罪对象
犯罪对象和犯罪客体有区别又有联系,前者偏重于犯罪的外在形式,后者则侧重于犯罪的内在本质。本罪的犯罪对象,是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即谋取他人财物或财产性权利。这里将虚假诉讼罪侵害的对象排除了妨害司法秩序,是因为妨害司法秩序并不是犯罪行为人积极追求侵害的对象,只是为了实现占有他人合法权益的犯罪目的,从而选择通过司法程序发起。
(三)行为方式
虚假诉讼是一种严重妨害司法公正、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虚假诉讼行为既包括虚构事实或者法律关系的诉讼行为,也包括虽有足够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但以诉讼的方式追求诉讼请求以外的其他目的的诉讼行为[4]。笔者认为,本罪最显著的行为方式,是企图利用民事诉讼程序。犯罪行为人通过捏造虚假的证据和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其行为具有三个显著特征,即表面的合法性,行为的隐蔽性和结果的欺骗性。
表面的合法性,是指虚假诉讼犯罪行为人试图通过正常的司法程序侵害他人权益,实质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行为的隐蔽性,是指犯罪行为人实施虚假诉讼行为十分隐蔽,一般蕴含着不为外人所知而只有犯罪行为人才知晓的隐蔽性信息,致使法院较难察觉;结果的欺骗性,是指犯罪行为人通过诉讼程序,故意误导司法工作人员的视听,玩阴谋诡计欺骗人民法院,以骗取与客观事实不符的裁判结果。
(四)虚假诉讼的理解
所谓虚假,就是不存在,不真实。关于虚假诉讼一词,有许多不同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虚假诉讼是一切不真实诉讼的统称,只要存在诉讼主体、基础事实和证据材料一方为不真实的情形,就应当认定为虚假诉讼。第二种观点则主要立足于事实层面,认为只有案件事实与客观真实不符时才能认定为虚假诉讼。第三种观点立足于民事诉讼上面,认为只有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帮助犯罪行为人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才能称之为虚假诉讼。第四种观点认为,虚假诉讼最终指向的是裁判结果的虚假性,因此只有得到虚假的裁判结果才能认定为构成虚假诉讼罪。
笔者认为,虚假诉讼罪所涉及的虚假诉讼行为应当采用第三种观点。即在民事诉讼中,犯罪行为人与试图侵害的他人之间客观上并不存在诉称之法律关系,但是其所提交的民事证据形态指向他们之间存在诉称之法律关系。
 
四、法律适用应注意的四个问题
虚假诉讼罪作为一种新增罪名,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仍有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需要司法机关尽快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予以规范,帮助司法工作人员在具体法律适用过程中建立相应的标准,确保裁判的统一性和裁判尺度的均衡性。笔者简要讨论法律适用中值得注意的四种常见情形。
(一)虚假诉讼罪的发现
与一般犯罪不同,虚假诉讼罪发生在民事诉讼的“大通道”中。犯罪行为人通过伪造证据并提请法院予以民事救济的手段,搬动了民事诉讼这一“通道”的大门,成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进入该“通道”后,民事诉讼的当事人高举着种种“证据”喊冤,要求法院保护。但虚假诉讼罪却要刺破他(她)或他们伪装的面纱,并将这些扰乱正常司法秩序的犯罪主体绳之以法。那么问题来了,谁来扮演发现者?
许多人的第一直觉是法院,确切的说是承办相应民事案件的法官。因为承办法官在诉讼的“通道”中审理相关民事案件,作为犯罪第一现场的人,往往更容易察觉出犯罪行为人是否撒谎,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撒谎,以及造成虚假诉讼的犯罪证据。但有人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承办法官扮演揭发者,有违客观中立的司法形象,违背法官的职权范围。他们认为,法官应该只决定支持、不支持诉请或者按照多大比例支持诉请,而不应当成为追诉者揭发控告虚假诉讼的当事人。
笔者认为,相关民事案件的承办法院和法官不能成为虚假诉讼罪的追诉者,因为这的确有违法院的职能。但是法院和法官完全可以而且应当作为虚假诉讼罪的发现者。虚假诉讼罪属于侵害中央事权之司法裁判权的犯罪,属于公诉案件的范畴,因此,追诉虚假诉讼罪的权力机关应该是犯罪行为发生地的人民检察院。而法院则在虚假诉讼罪案件中扮演着特殊“受害人”的角色,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检举虚假诉讼犯罪。需要指出的是,一旦相关法院配合人民检察院移交虚假诉讼行为的犯罪证据,就应当按照法院中立的精神主动遵循回避制度,而不能以民事、刑事案件属于法院不同的职能部门为借口,当然受理犯罪行为发生地人民检察院对虚假诉讼罪被告人的公诉。
(二)五种犯罪形态
根据“修正案九”的规定,虚假诉讼罪存在下列五种情形。
1、自然人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这里的自然人,在具体民事案件中既可以单指原告,又可以指向被告方,即原告与被告恶意串通达到转移财产、损害他人合法债权、物权等的情形。自然人实施虚假诉讼犯罪行为的,往往是在具有特殊关系的相对人之间进行。
2、单位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这里所称单位,是指与他人之间处于平等主体地位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和团体,尤其特指企业法人。单位犯虚假诉讼罪的情形,往往指向以单位名义对外提起虚假民事诉讼,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危害社会的行为。
3、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多是指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指明知是捏造的事实而故意实施提请民事诉讼行为的经办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由于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在虚假诉讼罪中,需要承担相似于一般自然人的刑事责任,因此对打击单位实施虚假诉讼犯罪行为有重要的抑制作用。
4、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与他人共同实施的情形。司法工作人员若没有共同实施捏造事实的行为,一般应当认定为枉法裁判罪。实际上,这里所称司法工作人员犯罪的情形,是指共同犯罪,即除了司法工作人员以外,还有其他犯罪行为人一起共同实施虚假诉讼犯罪行为。
5、虚假诉讼罪与其他犯罪类型存在竞合关系的情形。这里所称竞合,主要是指存在虚假诉讼罪刑事责任与其它刑事责任的竞合,导致同一行为同时触犯了两个以上的犯罪罪名,引发两个以上互相冲突的法律责任的情形。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出现上述情形,一般从一重罪处罚。
(三)与相似罪名的区别
虚假诉讼罪作为一种独立罪名,应当正确区分与相似罪名的关系,特别是要正确区分虚假诉讼罪、诬告陷害罪和枉法裁判罪的界限。虚假诉讼罪与诬告陷害罪都是捏造不真实证据,都是试图盗用国家司法诉讼程序致使他人受到法律的制裁,犯罪行为人都积极追求裁判结果的发生。但虚假诉讼罪的行为方式是提起民事诉讼,致使他人财产权利处于不利情形,致使他人承担责任的方式是民事责任;而诬告陷害罪的行为方式是提起刑事自诉或通过控告检举企图启动公诉程序,致使他人人身和财产处于不利情形,致使他人承担责任的方式是刑事责任。
枉法裁判罪和虚假诉讼罪的犯罪主体都包含司法工作人员,且都是明知证据与事实、法律不相符,都是通过不当履职得出与事实与法律不符的裁判结果。但枉法裁判罪主要针对行为的后果,即裁判结果明显与事实和法律不符,且只能由司法工作人员构成犯罪,具体是指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而虚假诉讼罪主要考察行为的过程,即司法工作人员根据虚构的证据实施裁判行为,从表面上看是合法的,尤其是司法程序神似合法,且司法工作人员职能构成共同犯罪,不能成立单独犯罪。
(四)犯罪责任承担
根据“修正案九”的规定,虚假诉讼犯罪可以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与他人共同实施前三款行为的,从重处罚;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从上述规定我们可以看出虚假诉讼罪的责任承担有以下三个特点。
1、罚金刑的必然性。由于虚假诉讼罪的犯罪对象主要是占有他人的财物,因此本罪将罚金刑作为必选项,要么单处罚金,要么并处罚金,反正罚金是逃不掉的。
2、刑期最重可以判处七年以下,这实际上是对情节严重的虚假诉讼犯罪,如有组织、集团性的虚假诉讼犯罪或者司法工作人员明知是虚假诉讼犯罪而予以帮助等,予以从重处罚的情形。
3、在犯罪竞合时,刑期可能会突破七年。当虚假诉讼犯罪行为同时触犯两种以上罪名,引发两种以上刑事责任时,将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可见,虚假诉讼罪的最高刑期为七年,但虚假诉讼的犯罪行为可能会承担高于七年的刑事责任。
五、案例:浙江虚假诉讼案
案例一:浙江在线新闻网站2010年2月3日刊载了一篇名为《为拿回被冻结财产伪造债务,富阳虚假诉讼第一案开庭》的署名文章[5],文章称:“赵某与另一当事人小林二人虚构借款事实,伪造借款借据,进行虚假诉讼,以骗取法院的民事调解书,取得之前被冻结的50万元财产的分配权。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赵某与小林存在恶意诉讼行为,建议法院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并启动监督程序对该民事调解书予以撤销。”
案例二:《人民网》2015年11月2日刊登《串通到法院进行虚假诉讼,当事人双方各罚20万元》的署名文章,称:为了通过虚假诉讼获取不当得利,去年10月,舟山某船务有限公司愿意充当被告让某船厂起诉到宁波海事法院舟山法庭,诉讼理由是该船务有限公司拖欠此船厂船舶修理费用共计400万元人民币。办案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破绽百出,最终认定此案为虚假诉讼[6]
有意思的是,上述两起虚假诉讼案件均出现在浙江省,且案例二的曝光时间恰好是“修正案九”生效的第二天。早在2010年7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就印发了《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具体适用法律的指导意见》(浙高法〔2010〕207号),将虚假诉讼犯罪作案手段的不同区分为七大类不同的情形,分别转化为相关联的犯罪予以惩处。
案例一中,赵某与小林均明知不存在借款事实,但出于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而虚构证据材料提起民事诉讼,与被大加诟病的强制调解[7],如“以劝压调”、“以判压调”、“以诱压调”等不同,虚假诉讼的当事人会全力促成所谓“手拉手的调解”[8],进而骗取法院民事调解书。但在那时,虚假诉讼并未被纳入犯罪的范畴,因此在实质上如果真要追究赵某与小林的刑事责任,可能也只有通过诈骗罪、伪证罪等转化形态予以制裁,而不能通过虚假诉讼罪进行制裁。而今,“修正案九”实施之后对虚假诉讼行为的惩处则不必转化为其他罪名予以追究。
假设案例一发生在2015年11月1日之后,以本文对虚假诉讼犯罪的构成要件理论,可以作如下分析:本案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即赵某和小林两个自然人:赵某作为所述民事案件的原告人伪造借款事实,小林作为所述民事案件的被告人,均是虚假诉讼罪案件的犯罪行为人,他们之间形成恶意串通和互相帮助的共同犯罪关系;本案的犯罪客体仍然是正常司法秩序的不可侵犯性和他人合法财产的不可侵犯性,具体犯罪对象是被法院依法冻结的50万元财产的支配权;本案犯罪的主观意志是故意,切实恶意串通的故意,在意识层面明知系虚假法律关系却执意伪造证据,有获得不当利益的意向、意念、欲望和倾向,在意志层面积极追求侵占被冻结的50万元财产的支配权;本罪犯罪的客观方面均存在以捏造的事实,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具体是指犯罪行为人赵某和小林通过捏造借款借据,虚构借款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企图侵吞冻结财产的支配权。最后得出结论,赵某和小林犯虚假诉讼罪,应受刑事处罚。
而案例二则无需假设,直接以涉嫌犯虚假诉讼罪,对舟山某船务有限公司及某船厂,及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追究。
 
结论:虚假诉讼罪作为新增罪名,尚有许多配套亟待完善。经过分析,本文得出如下三个主要结论:一、“修正案九”新增了虚假诉讼罪,本文则描述了虚假诉讼罪的展开式,并力求为司法界提供参考意见。二、虚假诉讼罪具有极强的表面合法性、行为隐蔽性和结果欺骗性,受理民事案件的法院应当积极收集和固定证据,及时移交检察机关予以追诉。三、相关民事诉讼案件受理的法院应当主动回避相应虚假诉讼罪的审理,以保持法院的中立属性。


[1] 山根清道著,张增杰、罗大华、李国秀译,《犯罪心理学》,群众出版社,1984年12月第一版,第24页。
[2] 克特纳著,王著定译,《生而向善:有意义的人生智慧与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第一版,第60页
[3]山根清道著,张增杰、罗大华、李国秀译,《犯罪心理学》,群众出版社,1984年12月第一版,第197页。
[4] 王飞跃,《虚假诉讼研究》,载《中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第19卷,第4期,第40页。
[5] 李如艳,富检,《为拿回被冻结财产伪造债务,富阳虚假诉讼第一案开庭》,载浙江在线网,访问时间2015年10月7日,网址http://zjnews.zjol.com.cn/system/2010/02/03/016293138.shtml
[6] 陈冲,《串通到法院进行虚假诉讼,当事人双方各罚20万元》,载人民网,访问时间2015年11月4日,网址http://legal.people.com.cn/n/2015/1103/c399816-27771363.html
[7] 陆宗亮,《论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载《法制与经济》(总第203 期),2009年第5期,第88页。
[8] 薛伟,《当前民间借贷虚假诉讼案件的认定和防范》,载《法制与社会》,2010年5月下,第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