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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

发布人:管理员   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16-01-08 16:23:44

 

[摘要] 刑事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逐渐得到各国的重视,近年来,我国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法律法规以及政策都对此有所提及,但均规定得比较模糊,未进行过多的阐述。为了更加深入的了解该制度,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和作用,本文通过五部分对其进行了论述,分别是:一、法律沿革及意义;二、概念及确认标准;三、法律体系定位;四、适用范围;五、构建我国速裁程序的建议及设想。其中,第五部分是本文的重点内容,是研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最终目的,希望能够对刑事审判实践的顺利开展以及节约有限的诉讼资源提供一些帮助。
 
关键词:认罪认罚 从宽处罚 程序构建 司法适用
 
一、刑事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沿革及意义
认罪从宽是一个被各国广泛关注的议题,在刑事法律实务中,虽然各国对其规范不一、模式不一,但都存在着共同点,就是都追求适用此制度给刑事司法实践带来的高效率。现如今,我国正遭受刑事案件高发、办案人员过少的困扰,研究认罪制度无疑是雪中送炭,同时解了我国想要快速构建刑事速裁程序的燃眉之急,对刑事审判工作的顺利开展具有重大意义。
1、法律沿革
研究认罪制度的发展,不得不提及辩诉交易制度,它是指在提起审判之前,检察官在所指控的证据难以取得的情况下,与被告人及其律师的协商,检察官对所指控的犯罪进行降格指控,而被告则承认自己的犯罪行为。[1]通俗地讲,就是检察官与被告及其律师“讨价还价”的行为。辩诉交易起源于英国,但却在美国发扬光大,[2]它对提高司法效率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却因其“讨价还价”的处理方式而备受争议,大多数人认为这是对公平正义的极大破坏,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很多国家已在逐渐接受并引进。
1997 年我国台湾地区在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吸收借鉴了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建立了认罪协商程序,此程序是指检察官与被告人、辩护人在法院判决前就被告人所涉案件进行协商,在协商的过程中,被告人希望通过协商的方式以其有罪答辩来获取检察官对于判决较轻刑法的建议或其他可能的让步。[3]为了确保法院裁判的客观和公正,协商程序进一步加强了对被害人权益的维护,明确规定在第一审言词辩论终结前或简易判决处刑前,检察官一旦提起公诉或申请启动简易程序,征询被害人的意见和经法院同意后,可以主动或者根据被告人请求,在庭审外与被告人进行协商。同时对可以适用认罪协商的范围做出具体规定,即排除高等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案件,以及被告人所涉及的罪名在刑法中规定最轻处罚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案件。[4]从这点来看,我国台湾地区并未完全照搬辩诉交易制度,而是在吸收精髓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区的司法现状进行了创新。
在我国大陆地区,对于被告人认罪案件的处理还未有系统的规定,79刑法只规定了将自首作为量刑的法定从宽情节,对于坦白罪行的被告人,也给予酌定从宽量刑,但是关于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却没有进行明文规定。直至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联合出台了《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若干意见(试行)》以及《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才明确提出了“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后又在2012年3月14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中,将刑事被告人认罪程序简易审理的相关规定纳入到对于简易程序适用的相关规定部分,但由于未进行详细规定,实践中对此类案件的审理仍然参照《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亦明确提出“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2015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中第13项要求:“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明确被告人自愿认罪、自愿接受处罚、积极退赃退赔案件的诉讼程序、处罚标准和处理方式,构建被告人认罪案件和不认罪案件的分流机制,优化配置司法资源”。这些法律法规政策的颁布无疑是对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视,为更好研究认罪从宽制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构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意义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政策中的规定,标志着其刑事概念和特征的逐步确立,是研究认罪从宽制度的一种指向性基础,符合我国儒家的仁爱、宽恕思想以及我国在刑事审判中推行的宽严相济政策的需要,同时,在控制司法成本、节约诉讼资源以及保护被告人人权方面有着深远意义。
⑴诉讼资源的节约,大大提高审判效率
“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提出,目的之一在于提高诉讼效率,从近年来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可以看出,对刑事审判中普通程序进行一定的简化,在一定程度上对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有很大的帮助。在刑事诉讼中,对于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并同意适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进行审理的,法庭可以进行简化审理,如被告人自愿认罪并对所指控的犯罪没有异议的,一般当庭宣判,直接做出有罪判决,但是在量刑上酌情予以从轻处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七条第四项也规定“被告人自愿认罪,并对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的,法庭可以直接作出有罪判决。”从这两份意见中可以看出,对于认罪案件在程序上作了特别的规定,审理程序的相对简化,节约了审理时间和过程,对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还可以当庭作出有罪判决,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审案效率,有利于刑事审判实践的开展和司法成本的节约。
另外,根据《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第8条的规定,适用该程序审理案件,必须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和程序,做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切实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5],在提高审判效率的同时,也体现了法律的权威和我国法律宽严相济的原则。
⑵保障被告人的权利,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
近代以来,人权成为社会备受关注的问题之一,尊重和保护人权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逐渐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当然,被告人虽然犯罪,对社会造成危害,但作为人类社会的成员之一,其人权也应得到相应的保障。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享有广泛的诉讼权利,如知悉权、辩护权、最后陈述权、上诉权等。[6]认罪或不认罪,也是被告人的一项权利,被告人可以选择供认自己的罪行以求得到宽大处理,也可以选择沉默或是狡辩来试图逃脱法律的制裁。我国刑法对自首、坦白规定了一系列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情节,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若干意见(试行)》以及《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中更是明确提出“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充分体现了我国宪法和法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原则,无疑是我国司法体制的一大进步。任何人生来都不是大奸大恶之辈,很大一部分人在犯罪后出于内心的自责,会自愿的供认犯罪事实,自觉接受法律的惩罚,对于这一部分人我们应该宽容,古语也说“人谁无过,过而改之,善莫大焉”,从宽制度恰好能够给这些愿意承担过错并改之的人一种心理慰藉,让其感受到虽然犯错,但社会并未摒弃和厌恶他们,而是积极帮助他们改正,给予他们社会认同感,达到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目的。
⑶为我国构建刑事速裁程序奠定基础
2014 年 6 月 27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北京等18个城市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速裁程序作为一种全新的办案机制登上历史舞台,在此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研究价值较大,对我国构建新的刑事审判程序具有重要意义。
二、刑事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概念及确认标准
如今,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积极构建和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但对于认罪的概念和确认标准,学术界的观点不尽相同,所以,我们应该对其进行明确界定,才能让其在司法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概念的界定
刑法对于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宽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却明文规定了自首和坦白从宽,自首是犯罪嫌疑人犯罪后自动投案,向公安司法机关或其他有关机关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行为。被采取强制措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坦白,一般是指犯罪人被动归案后,如实交代自己被指控的犯罪事实的行为。从某种程度上说,认罪与自首和坦白差别不大,都有如实供述自己犯罪事实的情节,但是这样的供述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犯罪人真心悔过并真心改过,二是因为迫于形势和压力不得不交代自己的犯罪,没有悔悟的情节,所以自首和坦白不能等同于认罪。
现在学术界关于认罪的概念,存在很多不同的观点,主要的观点有:一、认罪是指被告人承认针对他而提起的刑事指控,从程序法的意义上看,认罪是一种法律行为,能够在刑事诉讼中引起一定程序的发生、改变或终结;[7]二、认罪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权利,是他们对所指控之罪的承认,认罪可发生在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或审判阶段;[8]三、认罪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针对公安司法机关对其提出的指控,在完全自愿和理智的情况下,全部或部分承认基本犯罪事实。[9]还有一种观点是,认罪是指被告人在正式的法庭上承认控方提出的指控。[10]很显然,最后一种观点对认罪的解释不全面,而只是被告人认罪程序中某一个环节的具体体现。
综合上述观点,我国多数学者认为把认罪含义定义如下比较适宜,即一般来讲,认罪,即是犯罪人出于悔改或认错的心理而明示或默示承认自己已经做出某种带有犯罪性恶劣行径的行为。这一定义要求,在客观上,犯罪人对自己的犯罪有供认不讳的事实,在主观上,犯罪人供认自己的犯罪事实,是建立在已经认识到了自己行为的错误的基础上,并真心悔罪,立意洗心革面、改过自新。只有同时具备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的表现才是我们这里所讲的认罪。界定好认罪的概念,那么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宽也就不难理解,是指对出于悔改或认错的心理而明示或默示承认自己己经做出某种带有犯罪性恶劣行为,并自觉自愿接受处罚的刑事被告人,予以相对较为缓和的刑法评价和刑罚配置。[11]
2、确认标准
犯罪人的认罪必须是自愿、真实的,承认犯罪是基于本人的意志,不受外界任何因素的干扰,即在主观上,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危害性,对实施过的行为有所悔悟,且清楚认罪后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在客观上,表现为在被追诉时配合相关机关,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惩罚。被告人认罪认罚案件必须具备这样的事实基础。在美国,法律明确要求法官对被告人的有罪答辩是否存在事实基础进行审查,只有经审查后确认存在事实基础的有罪答辩才能作为有罪判决的依据。[12]这样做的目的在于:1、防止宣告无辜者有罪;2、将有关指控的信息资料记录在案,以防备将来被告人对宣告有罪的判决不服;3、便于法官准确量刑。[13]对于认罪案件,我国在《关于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和《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第1条中都要求达到事实清楚的标准。但是,事实清楚的标准并不太好把握,特别认罪案件的确认就是为了简化审理程序、达到快速高效,从而提高诉讼效率的目的。在被追诉时,犯罪事实已然发生,根本无法重塑当时的情景,在认定过程时只能无限接近,但终究是有差别的。根据认识论,人的主观认识可以无限接近客观事物的真实情况,乃至完全认识客观事物,但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要想达到事实清楚的标准,有些时候条件是不具备的。那么,这就与简化、快捷的办理认罪案件相矛盾,两者不能同时兼顾,笔者认为,事实清楚的标准可以适当降低一点,在保证惩罚犯罪的同时兼顾办案效率,当然,不能因为过分追求效率而放弃了最基础的坚持,所以在某些案件中,只要“基本事实清楚”,就可以适用认罪案件程序的办理程序。[14]
三、刑事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法律体系定位
关于法律体系(也称法的体系),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但法理界的学者大部分都认为,法律体系是由部门法组成的体系。[15]笔者认为最为恰当的观点是,法的体系,是指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标准,将一国国内的现行法律规范划分为多种法律部门,从而形成的内部结构严谨、外部形式统一、彼此有机联系的法律规范的整体。[16]简单的说,就是部门法体系。由于刑事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特殊性,其同时涉及到实体和程序,从实体上看,认罪是犯罪人承认自己实施的行为构成犯罪,表明犯罪人产生了悔罪心理,揭示其主观恶性降低,它是一种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是情感表示行为而非法律行为。从程序上看,认罪是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向国家或者被害人承认自己所实施行为构成犯罪,[17]表明侦查和检察机关追究犯罪的效果,追诉机关对犯罪事实的证明获得犯罪人的认可。[18]其具体属于哪个法律体系,由什么法律规范所调整还有待考证。
刑法仅仅只解决了认罪案件的定性和处罚方向,并未对具体实行的处理方式作出规定,而被告人认罪认罚对于整个刑事诉讼中有着特殊的价值,它不仅决定了公诉方证明责任的大小,而且对诉讼程序的适用和简化影响也很大。
从程序法的角度看, 被告人认罪使得公诉方和辩护方的对抗性减弱,如果仍然按照普通程序来审理,那么势必会造成审判资源的浪费和诉讼效率的低下,但若因此简化诉讼程序,会造成不公正。所以建立一种既能保证诉讼的公正,又能保证诉讼效率的被告人认罪程序迫在眉睫。从相继出台的法律法规政策来看,我国在构建认罪从宽制度上下了很大决心,特别是在2015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的《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的第13项要求更是为研究其提供了政策性支撑。
综上,对于刑事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宽的定位,笔者认为,在实体上,被告人认罪与不认罪的定罪和量刑截然不同,认罪可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罚被减轻或免除,不认罪则不能享受从宽待遇。在程序上,认罪是一种法律行为,可启动、改变或终结某种特定刑事诉讼程序。所以从根本上讲,惩罚犯罪与保障权利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只有刑法对实体权利的规定加上刑事诉讼程序对实体权的保障,才能使实体权利从应然走向实然,合理建立被告人认罪的诉讼程序,不仅有利于实现公正与效率,也有利于保护被告人的诉讼权利。[19]
四、刑事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范围
我国现有的关于刑事被告人认罪认罚规定的适用主要见于《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不但规定了简化审理的方式,还规定了七种不能适用的情形。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也对被告人认罪案件作了相关的规定,将适用范围限定为: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被告人对于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并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可能被判处死刑以下刑罚的案件。这一界定符合国际上大多数国家对于认罪程序的规定,对于我国建立完整的刑事被告人认罪认罚程序有重大意义。但由于认罪案件的特殊性,其涉及被告人认罪的自愿性、明智性等特殊的要求,应在现有的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基础上,作进一步的细化。例如在被告人没有辩护人的情况下,不得适用认罪程序。事实上,认罪程序在一开始就己经通过被告人的自愿认罪解决了关于定罪的问题,整个程序的核心是量刑,结合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对于量刑有争议的程序法庭应当进行指定辩护。另一方面,为了保证认罪程序的正义性,保证被告认罪的自愿和明智,必须在有辩护人前提下进行,所以应当将认罪程序纳入到强制辩护的范围内。在被告人没有辩护人的情况下,不得适用认罪程序,这是维护程序正义的底线,也是保证被告人权利的有力保障。
虽然我国法律法规上有一定的规定,但是笔者认为认罪案件的适用,被告人还需满足自愿认罪、自愿接受处罚、积极退赃三个条件。自愿认罪、自愿接受处罚在此不再赘述,关于退赃退赔,我国法律曾经尝试将其作为法定从宽量刑情节,刑法学界亦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退赃是一种客观性的事实行为,不管是谁清退,只要赃款赃物客观上已经退出都应认定为退赃。另一种观点认为,退赃是指犯罪嫌疑人在作案后的一定期限内退还赃款赃物的积极行为,或指具有非法所得财物的犯罪既遂后,罪犯本人或者委托他人退还赃款赃物的行为。[20]第一种观点只认可了客观上的退赃,而忽略了行为人主观上的意志,第二种观点则是对退赃的主体界定不够准确。比较合理的定义应该是,退赃是指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后,在被追诉时,主动上交赃款赃物的行为。目前我国刑法仅仅将退赃作为贪污罪的从宽处罚情节,如把退赃认定为法定量刑情节,需具备以下条件:一是主体必须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二是退赃的主观意志必须是出于自愿主动。主观上是否主动是区分退赃和追赃的关键,前者是主动交出赃物,是真诚悔罪的表现,后者是被动交出赃物,是一种不得已的行为。三是退赃的时间必须是生在犯罪行为发生后至案件审结前。退赃时间的特定性决定了退赃主体的范围。如果能够将退赃时间延长到二审判决前,可大大增加被告人悔过自新的机会。因此,应将积极退赃升格为法定量刑情节的条件和从宽处罚的具体标准,实现认罪态度在量刑情节中法律地位的转变及司法的公平与公正。[21]
五、构建我国速裁程序的建议及设想
刑事速裁程序是指对于案情简单、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适用法律无争议的轻微刑事案件,在遵循基本程序正义底限标准的前提下,简化审判工作流程、缩短办案期限的一种快速审判程序。为达到速裁效果,可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联合制定相应细则,将案件进行分流,即对特定的犯罪案件,在侦查或起诉环节作出终止诉讼处理,并施以非刑罚性处罚,而不再提交法庭审判的制度和做法。[22]即在侦查阶段或者审查起诉阶段,由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放弃追诉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
1、侦查阶段
犯罪嫌疑人被控制后,侦查机关应该告知认罪从宽的刑事处罚政策,如犯罪嫌疑人在被立案侦查时就知晓认罪可以获得从轻量刑,就可能在侦查阶段承认罪行,更有利于侦查的顺利开展,还能减少刑讯逼供的发生,同时也能极大地节省司法资源。[23]虽然嫌疑人供述罪行,但还需有相应的证据相印证,对于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应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对于轻微的犯罪嫌疑人认罪的案件,应该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充分尊重嫌疑人和被害人的主观意愿,在达成和解协议后终结诉讼程序,因为这种案件本身社会危害性不大,嫌疑人能够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并同意和被害人协商弥补,且被害人愿意表示谅解,说明双方的矛盾已经化解,社会秩序也回归正常,不是确有必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公安机关可以直接撤销案件,不必移送检察机关。这样既兼顾了双方的利益,又将矛盾化解,促进社会和谐。当然,这只是一种不成熟的构想,如何建立侦查阶段的认罪案件的处理机制,还需要规范的程序,这样才能防止当事人滥用刑事和解权利和公安机关滥用职权不移送审查起诉,并加强检察机关对该类有罪撤案的监督。
2、审查起诉阶段
检察机关可以遵循快速办理的特殊规定,根据认罪案件的不同情况,设置较短的审查起诉期限,同时,对于部分轻微刑事案件可以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不再追究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从而终结案件诉讼,这种处理方式有相对不起诉和新刑诉法规定的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两种,证据不足或者认为不构成犯罪而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应排除在外。关于相对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明确为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双方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认罪轻微刑事案件。但是此类案件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一、犯罪嫌疑人认罪态度好,有悔悟和想要弥补过失的心理;二、取得被害人的原谅,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并积极履行其中的赔偿义务;三、不属于累犯的范围。关于附条件不起诉的案件,新刑诉法第271条明确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检察机关通过审查,将这两种认罪的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终结,极大的节约了司法资源,避免将简单案件复杂化。
3、审判阶段
对于决定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审理过程应作一定的简化,同时应加强对被告人权利的保障,充分借鉴辩诉交易制度的精华部分,形成一套完善的速裁案件办理机制。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仅供参考。
⑴简化过程,提高效率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对《关于授权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决定草案》(以下简称《速裁草案》)说明时表示,适用速裁程序的案件,对开庭通知时间不作限制,开庭时可不进行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但必须听取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意见;裁判文书可以简化,并适当缩短办案期限。[24]以上规定,是对现有刑事简易程序的突破,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可取消,是否会对被告人的权利有影响,答案是否定的,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的目的是查清事实、证据,查明被告人对事实证据、适用法律的意见,如被告人自愿认罪,对法律适用包括量刑建议没有异议,法庭调查和辩论程序就没有设立的必要。在速裁程序中,被告人还有最后陈述的权利,且对被告人认罪的案件,法院一般要对其从宽处罚。[25]笔者同意上述主张,认为取消法庭调查、法庭辩论不会对案件的公正性产生实质影响,也不会对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产生实质的伤害。
除以上外,还可以建立书面审理程序,对于轻微犯罪、只需要判处罚金刑的案件,事实清楚的,法院可以根据检察机关的起诉书和案卷材料直接对被告人定罪量刑,无需再开庭进行审理。但是,法官在审查过程中若认为有必要,可对被告人进行提审核实,对基本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认罪案件,经法官审查确认后,可直接进行定罪量刑。
对于适用速裁程序的案件,建议实行一审终审,在保障被告人的程序选择权、量刑知情权、甚至磋商权的情况下,被告人或者公诉机关就不能以量刑重为由上诉,否则会造成司法资源浪费。[26]而且速裁程序的启动条件是被告人对指控事实、法律适用无异议且同意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如若被告人在审理过程中觉得量刑建议不当,还可以反悔,使案件转为简易或者普通程序,在这些前提下,再对速裁案件适用二审终审的制度不仅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反而还会造成诉讼资源的浪费。[27]
2、充分保障被告人权利,确立律师强制援助制度
刑事速裁程序的特点可能会导致被告人丧失一些在普通程序中享有的诉讼权利,所以,从根本上更应该注重强化和赋予被告人的各项诉讼权利,尤其是对被告人知悉权、程序选择权、辩护权和救济权的保障,在立案环节送达起诉书副本等法律文书时,应向其专门送达书面的诉讼权利告知书,告知被告人适用速裁程序的法律后果,在被告人全面知道和了解速裁程序的基础上,由其决定是否愿意适用速裁程序。同时,根据现有规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需要申请才能获得法律援助值班律师的帮助,且援助内容有限,不包括出庭及辩护,对被告人的权利保障极其有限。除了速裁程序因案件事实简单、无争议的因素外,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因自身法律知识和理解能力有限,即使权益被侵害仍有可能不知晓,甚至于也不申请律师帮助。因此,应当规定在审查起诉和审理阶段,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律师的情况下,强制提供法律援助,并赋予援助律师包括阅卷权在内的完整的辩护权利。[28]这既是对被告人诉讼主体地位的充分尊重,也是减少其对裁判结果不服而上访申诉的有效方法。在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同时,也要充分保障被害人及其他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对于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判决,可在合理的期限内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自收到抗诉请求后,应在相应的时间内作出是否抗诉的决定,并答复请求人。[29]
3、允许控辩协商
我国目前试行的速裁程序启动条件之一是被告人同意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虽然此同意并非协商,但仍可视为控辩对量刑的一种合意。在我国速裁程序中,犯罪嫌疑人在不平等的情况下与公诉人达成量刑合意时,有可能侵害自己的权益。所以应允许控辩协商,在犯罪嫌疑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情况下,由援助律师介入对案件事实、定性进行审查,在犯罪嫌疑人对指控事实和罪名均无意义的前提下,帮助犯罪嫌疑人与公诉人进行量刑协商,包括对刑罚种类、刑期、认罪认罚从宽幅度以及刑罚执行方式等均进行协商并达成合意,保障书面审理的程序正当性。
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设立的出发点就是提高司法效率,在确保公正的前提下尽快结案,实现案结、事了、人和,因此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应该比刑事简易程序更为简化,方能体现出其制度的优越性和科学性。
五、小结
本文对刑事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沿革、概念、法律体系等进行了简单论述,观点不甚成熟,希望借此机会提高自己的认识,同时希望可以为构建刑事速裁程序提供一些帮助,在现有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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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郑赫南:“司法领域‘试验性立法’开先河-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授权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速裁程序试点决定”,《检察日报》,2014年6月30日。
[26]袁定波:“山东:刑事速裁量刑建议可磋商”,《中国审判》,2015年第17期。
[27]董照南、张爱晓:“刑事速裁试点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中国审判》,2015年第17期。
[28]郑敏:“在正当程序的框架下,构建刑事速裁程序书面审理制度”,《中国审判》,2015年第17期。
[29]樊崇义、刘文化:“我国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运作”,《人民司法》,2015年11期。
 
 


[1] 纪艽:“浅议我国完善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能否引进辩诉交易制度”,《法制与社会》,2015年25期。
[2] 周伟:“解读美国辩诉交易制度”,《政法论坛》,2002年6月。
[3] 侯艳玲:“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辩诉交易现象分析”,黑龙江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
[4] 张智辉:《辩诉交易制度比较研究》,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9 年版。
[5] 李莉:“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诉讼程序研究”,中国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3月。
[6] 张弯:《公诉问题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7] 姚莉:“认罪后的诉讼程序———简易程序与辩诉交易的协调与适用”,《法学》,200212月。
[8] 孙长永、曾军、师亮亮:“认罪案件办理机制研究”,《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4月第2期。
[9]恪齐、门美子:《认罪案件审查起诉阶段快速处理程序研究》,张智辉主编:《认罪案件程序改革研究——认罪案件程序改革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年版。
[10] 马贵翔:《刑事诉讼结构的效率改造》,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1] 余胜:“认罪从宽刍议”,湘潭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10月。
[12] 《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11条第6款。
[13] 爱伦·豪切斯泰勒·斯黛丽·南希·弗兰克,《美国刑事法院诉讼程序》,陈卫东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4] 周永胜:“论刑事公诉案件简易程序被告人权利的保障”,中国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4月。
[15] 张明楷:“刑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兼论刑法的补充性与法律体系的概念”,《法学研究》,1994年第6期。
[16] 张友渔等著:《法学理论论文集》,北京:群众出版社,2003年版。
[17] 谢登科:“认罪案件诉讼程序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6月。
[18]王桂芳:“对‘被告人认罪案件’简易审程序的理解与思考”,《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12月。
[19] 张繁荣:“论被告人认罪诉讼程序的完善”,《法制与社会》,2010年2月。
[20]蒋明:《量刑情节研究》,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
[21]喻福东:“论‘认罪态度’在量刑情节中的定位”,《行政与法》,2012年2月。
[22] 张小玲:“刑事诉讼中的程序分流”,《政法论坛》,2003年第2期。
[23] 徐美君:“刑事诉讼普通程序简化审实证研究”,《现代法学》,2007年第2期。
[24]毛磊、张洋:“推动刑案繁简分流,满足司法正义期盼”,《人民日报》,2014 年6月24日。
[25]郑赫南:“司法领域‘试验性立法’开先河-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授权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速裁程序试点决定”,《检察日报》,2014年6月30日。
[26] 袁定波:“山东:刑事速裁量刑建议可磋商”,《中国审判》,2015年第17期。
[27] 董照南、张爱晓:“刑事速裁试点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中国审判》,2015年第17期。
[28] 郑敏:“在正当程序的框架下,构建刑事速裁程序书面审理制度”,《中国审判》,2015年第17期。
[29]樊崇义、刘文化:“我国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运作”,《人民司法》,2015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