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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审理者裁判亟待解决的三个基本问题

发布人:管理员   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16-03-01 16:03:55

 

律师:“我的当事人只是重婚,你为什么判如此重的刑?”
法官:“结婚本来就是个‘错误’,而我‘最讨厌’一错再错的人。”
对于这个法律笑话,有人冷眼旁观,有人一笑置之,好事者可能耿耿于怀——有些差错也无妨——这个故事引发了笔者关于让审理者裁判问题的一些思考。
 
一、让审理者裁判与电脑裁判的博弈
让审理者裁判,就可能将接受审理者以自己的好恶判案,有人说,承认这个现象可能引致裁判的公信力下降,但无论如何,我承认这是个客观存在的事实。
(一)审理者情感与电脑判案的争论。有人说,法官应该像无情的机器才对,完全依靠事实和法律来判,如果掺杂个人情感,因为案外因素导致法官形成某种倾向性,容易造成冤假错案。这种思想深化的结果,是一度引发热议的“电脑判案问题。持这种观点的人提议:“最能避免法官依照个人情感和心情判案的办法就是电脑判案。打官司是打证据,何不来个电脑判案?通过机械输入得出客观判断,还避免了少数法官枉法判决。”
这种观点并不恰当。从法律的属性看,法律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是人类自己设定的。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它依赖于人对社会的认知。上述设想初衷是好的,但没有认识到“法律”这个东西以及司法的本质和精髓。从案情的属性看,案件是从社会中来的,社会是千变万化的,每个案件即便性质相同,但具体案情也不一样,并且人要运用法律达到的社会效果和重点关注点也不一样。从电脑判案的局限性看,电脑判案的前提是人们设计出裁判公式并制作出法律裁判工具,但是类似于电脑程式在内的法律裁判工具是机械的和古板的,甚至是滞后的。结论:电脑判案不可行。因此有人说,要求法官非人化、机械化,实际是对法官的神化,有人干脆说这是对法官人格的污蔑,实际上,这也是肯定了法官的情感和心情将会影响其判断能力。
(二)让审理者裁判与司法公正的争论。在具体司法实践中,人们总是期待法官“无情”办案,有情为民。不过,支持审理者情感和性情有助于司法公正观点的人也理直气壮。他们从中国法家的思想精髓里面寻找依据。他们说,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渔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鱼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法官的个人经历和社会环境影响着法官在判决中的倾向性,法官自己都没有认识到的潜意识、预感和直觉有时甚至起着决定作用。”[1]可见,法官根据自己的情感和素养判案似乎是常见的事情,而且也可以被加以改造利用。
 
二、让审理者裁判与群体裁判的博弈
法官借助自己的情感和素养判案是否恰当。我并没有说,法官单纯地依靠个人之情感和素养判案,他可以在综合案件事实和法律经验的基础上,借助于自身的个人经历和社会环境影响进行判断,这样恰否?
(一)个人经历对判案的影响
每个人都处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不同的成长经历对法官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必然产生一定的影响。“审理过程被置于一种意识形态之下,它在早些时候确信存在且仅仅存在单一正确的答案。” [2]法官履职的过程,就是周而复始地用这种意识形态指导进行法律判断和价值取舍的过程。那些个人所形成的较为稳定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将会对法官的法律判断和价值取舍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
例:某二审案件的法官甲幼年因遭受继母过分苛责和羞辱,由此怀怨在心,并因此对所有的继母产生不平衡心理。某日,法官甲主审一起虐待儿童上诉案,恰逢女犯罪嫌疑人乙也可能存在过分苛责和羞辱儿童方面的过错,于是感同身受,在证据认定方面具有先入为主思想并因此加重刑罚,导致犯罪嫌疑人乙遭受裁判的不公正对待。
可见,法官借助个人之情感判案并不一定恰当。如果将那些不恰当的判断分为实质的不公正和表象的不公正,前者是指裁判结果的不公正,后者是指根据法官的外在行为,评价其是否已经丧失了作为法官应当有的公信力和公正性。那么,法官借助个人好恶所得出的判断将可能导致实质的不公正,也有可能导致形式的不公正。
(二)群体裁判对司法公正的影响
但法官是否应当以众人之情感与意志判案呢?在美国,自从辛普森杀妻案[3]宣告无罪释放之后,人们对社会公众之情感作为评判案件的标准似乎已经有了答案,就是持谨慎和冷静态度;尽管大多数人都认为辛普森杀人,但陪审团和法官是裁判,人人都应当遵守之,
但是在中国,以群体方式判案,似乎成为衡量裁判可信度的一种评判标准。那些引起社会一片哗然的案件,无论法官再怎么有道理,似乎都不能逃过媒体的口诛笔伐——除非迎合舆论的胃口——形成强大的“媒体审判”现象,更休想逃过别有用心者那“雪亮的眼睛。这导致法官在裁判时,可能受到社会大众的好恶、媒体的压力及法院内部管理压力等因素的影响,形成典型的依靠公众好恶裁判的现象。美国法学家亨利·米斯充满讽刺地认为:“在法官作出判决的瞬间,被别的观点,或被任何形式的外部权势或压力所控制或影响,法官就不复存在了——法院必须摆脱胁迫,不受任何控制和影响,否则他们便不再是法院了。”
可见,依照公众好恶判案不可取。当裁判的法律效果和政治效果发生冲突时,法学家容易倾向于选择追求法律的公正,而政治家则更惯于高举政治效果的招牌。美国总统罗斯福认为,法官从其担任公共职位以及负有的责任而言,应当是一个政治家[4],但在具体的个案判断过程中,选择似乎并不那么简单。
三、保障让审理者裁判的制度安排
如何通过制度安排来发挥法官个人好恶因素的积极作用,抑制其消极影响,从而加强司法能力建设和司法公信力建设,是应对法官依照好恶判案现实的刚性方案。
(一)保障司法独立的制度安排
一般来讲,独立司法制度含三个层面。第一层是指司法权独立,是基于政治层面而言,其雏形源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原则,但在中国有了新的实践基础。例如,各级党委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支持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意见,即是为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的制度安排;第二层是指法院独立,是司法权独立的制度表现,包括法院独立于非法院机构及法院之间相互独立,例如,推动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审判执行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即是这方面的制度安排;第三层是指法官独立,既需独立于其他职业的公民,更特别强调法官个体的自主性,是司法独立的最高形态。[5]例如,现阶段关于审判委员会功能和议定事项的改革、关于法官去行政化管理模式的构建即是这方面的制度安排。笔者认为,强调司法独立,应当以法官个体的自主性作为终极目标。
(二)保障自由裁量权的制度安排
判决是法官的基本职能,“法官之所以有资格判决输赢,是因为他们能够提供判决理由。”[6]在这个过程中,法官的好恶对自由裁判权有一定的影响力。根据以色列希伯莱大学教授、最高法院法官A·巴拉克的论断,自由裁量权是在两个或者更多的可选择项之间做出选择的权力,其中的每一个可选择项都是合法的。自由裁量权要求法官在法庭上依照一般原则作出判断而非依照个人观念做出决定。所以,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实质是对好恶心理的取舍的过程。
在中国,保障自由裁量权制度规定散见于相关诉讼法中,主要包括案件级别管辖的确定、审理案件所适用的程序及对违反法庭秩序人员的处理等方面。法律如果没有法院来详细说明和解释其真正意义和作用,就是一纸空文[7]从刑事司法实践来看,法官对任何一个刑事案件的审判,都包括查清案件事实、定罪(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和确定刑期三个紧密连接的阶段,其中的每一个阶段,都必然伴随着法官对所应解决的事项的具体裁量。
当然,对自由裁量权的合理限制也是必要的,这是规制法官无限制根据自我好恶判断的重要安排。如司法审查制度、法官弹劾(罢免)制度、审判公开制度和缩减法律自由裁量空间等相关安排。
(三)由裁判者负责的制度安排
 “有些事物由于它们的微妙性和无限多样性,使得对之进行逻辑分析的一切尝试都会落空……这种东西就是人的心灵。”[8]要保障让审理者裁判有效推进,就要让由裁判者负责的相关制度得到落实。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所指出的,完善人民法院的司法责任制,必须以严格的审判责任制为核心,以科学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为前提,以明晰的审判组织权限和审判人员职责为基础,以有效的审判管理和监督制度为保障,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
现阶段,推进司法责任制的落地生根,就要建立法院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用好最高人民法院外部人员过问案件信息系统专库,依法规范法院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的接触、交往行为,切实防止利益输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结论:在通往公平正义的道路上,让审理者裁判这一规则正在得到贯彻和落实。让审理者裁判与现行的制度之间的取舍,往往是一个博弈的过程,但不变的,是让司法智慧和司法公正惠及最广大的人民。
 
 
 


参考文献
[1]韩朝炜,《试论法官个人因素对裁判过程的影响》,载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网,http://www.a-court.gov.cn/platformData/infoplat/pub/no1court_2802/docs/200512/d_426002.html,访问数间2014年7月11日。
[2] [美]卡尔.N.卢埃林(Karl N. Llewellyn):《普通法传统》,陈绪纲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
[3]辛普森杀妻案:1994年前美式橄榄球运动员辛普森(O.J.Simpson)杀妻一案成为当时美国最为轰动的事件。此案当时的审理一波三折,辛普森(O.J.Simpson)在用刀杀前妻及餐馆的侍应生郎·高曼两项一级谋杀罪的指控中,由于警方的几个重大失误导致有力证据的失效,以无罪获释,仅被民事判定为对两人的死亡负有责任。本案也成为美国历史上疑罪从无的最大案件。
[4][]查尔斯.A.比尔德著:《美国政府与政治》(上册),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60-61页。
[5]蔡武,《对我国法官独立制度的研究》,载法律教育网,访问时间:2014915。网址:http://www.chinalawedu.com/new/21601_21626/2010_9_1_ma6992149190102284.shtml
[6]方流芳著:《罗伊判例中的法律问题》,载梁治平编:《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73页。
[7][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11-112页。
[8]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页。